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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老人回过头。他脸上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，但纱布边缘又沾上了新的沙土。

    他看着赵四，看了很久，忽然笑了。

    笑得很难看——因为脸上有伤，因为太累，因为劫后余生的复杂情绪。

    但那个笑容里的某种东西，让赵四心头一热。

    “小赵，”楚老的声音很轻，几乎要被风声淹没，

    “我以前总想，我这把年纪了，来这戈壁滩受这份罪，值不值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这片刚刚经历浩劫的基地，扫过那些瘫坐休息、却依然随时准备起身干活的人。

    “现在我知道了，”他说，“值。”

    “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，和这样的人一起，才能做成真正该做的事。”

    风，终于停了。

    沙尘缓缓沉降，像一场盛大而沉默的落幕。

    天空重新显露出来，是沙暴过后特有的、干净到近乎虚无的灰白。

    基地一片狼藉，但灯火开始一盏盏亮起。

    赵四站在废墟中，看着那些重新站起来、开始清理现场、检修设备的人。

    他们中有老专家，有年轻技术员，有工人，有战士。

    每个人都很疲惫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伤。

    但没有一个人说要放弃。

    楚老走到他身边，也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

    良久，老人轻声说：

    “此地方是做事之地，此团队方是成事之队。”

    赵四点点头。

    他知道，今夜过后，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不是基地变得更坚固了——事实上，那些临时建筑在风沙面前依然脆弱。

    而是人心，更紧了。

    像戈壁滩上的胡杨，根扎得更深了。

    三年。

    戈壁滩上的胡杨绿了又黄，黄了又绿，整整三个轮回。

    1970年深秋，当最后一片胡杨叶在寒风中飘落时，昆仑基地迎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——国家航空定型评审委员会。

    十七位专家，平均年龄五十五岁，最年轻的四十二岁，最年长的六十八岁。

    他们从北京、沈阳、成都、西安赶来，带着厚厚的评审标准和审视的目光。

    领队的是航空工业部的老副部长，姓钱，一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眼镜后的眼神锐利得像手术刀。

    评审会设在基地新建的礼堂——说是礼堂，其实也就是个稍大些的砖房，墙壁刷了白灰，挂着一面国旗和几张技术挂图。

    长条桌拼成U形，桌上铺着洗得发白的军用桌布，每个位置前摆着一个搪瓷缸子，里面泡着基地自产的苦荞茶。

    赵四站在汇报席前。

    他今天特意换了件半新的中山装——还是苏婉清给他收拾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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